您的位置:首页  高教研究
2021年高教动态第4期
发稿作者:2021-09-25   ‖  发布时间:2021-09-25  ‖  查看10次  ‖  

高 教 动 态

 第4

(总第56)

 泰山学院发展规划处主办       二○二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目     录

【本期话题】  产教融合

【建设思路】  论高校推进产教融合必须遵循的四个逻辑

【破解之道】  论高校促进产教融合的难点、重点与突破点

【经验之谈】  论地方高校产教融合障碍及其破解之道



编者按:

 产教融合是我国社会经济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更是应用类高校实现发展转型和提升办学实力的必由之路。“十四五”期间,山东高校进一步开展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加快推进产教融合。本期围绕产教融合的话题,正视产教融合建设过程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立足建设高质量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分析产教融合必须遵循基本规律,探讨产教融合建设思路和破解之道。








建设思路

论高校推进产教融合必须遵循的四个逻辑


作者简介:陈炳,宁波工程学院副校长,教授;汤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李青合,宁波工程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摘  要:推进产教融合是应用型高校办学模式创新的一条基本路径。推进产教融合就必须认识产教融合的基本规律,只有遵循产教融合的基本规律,才能顺利突破产教融合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障碍。产教融合一般遵循四个基本逻辑,即主体性逻辑、共生性逻辑、互认性逻辑和市场检验逻辑。产教融合从根本上说需要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教师是产教融合的真正主体,如果不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产教融合就无法取得实效。只有遵循产教融合的内在逻辑,才能充分调动教师参与的积极性。

关键词:产教融合;内在逻辑;教师主体性;应用性研究

 

一、高校产教融合缘何推进困难

我国经济发展正在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双重需求,这客观地要求人们对产业界和教育界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因为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关键又在于创新型人才。这使人们必须对人才培养有了一个重新定义与理解,从而能够在客观上影响着人们对产教融合的期待。产教融合是我国高等教育实现分类发展、转型发展和内涵发展的基本方式,将是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新常态。[1]我国许多高校都在产教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且形成了多种合作模式,比较成熟的有产教融合共建模式、项目牵引模式、人才共育模式等[2]

虽然我国中央政府对产教融合高度重视,并制定了系列的政策文件,也着实带动一批高校开展了系列探索。然而就总体情况而言效果并不乐观,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强烈反差:一方面,产教融合实践探索如火如荼;另一方面,产教融合实践的推进却收效甚微。在学校内部,“大学管理者和普通教师态度分化”比较明显,[3]在校外,出现“校热企冷”等是产教融合过程中的一个比较普遍现象。这说明,产教融合缺乏一个有效的合作机制,为此,亟待从学理上探索有效推进高校进行产教融合机制逻辑,分析影响产教双方开展有效合作的内在动因和影响因素,从而指导高校进行有针对性的观念变革、组织调整和政策引导。

目前,学术界关于产教融合的研究更多地聚焦在产教融合的合作模式、合作内容、制约因素以及融合机制等方面,[4]这在研究初期是十分必要的,有益于我们全方位、多角度地把握产教融合的基本状况。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向前推进一步,挖掘蕴含在产教融合背后支撑其成功运行的内在逻辑和微观机制,从而为产教融合的深入推进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方向路径引导与政策调整的依据。


二、推进高校产教融合的基本逻辑

在产教融合实践中,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即将产教融合过分理想化、模式化,譬如实施“三螺旋”产教融合新模式、[5]四位一体”模式[6]等等。实际上,任何改革目标总是在一个个具体的人的参与和实践中才能得以发生。产教融合的关键主体是教师,如若忽视教师的主体性发挥,忽视产教融合本身的过程性和复杂性,那么,当教师在面对理想化、完美化的改革方案时,总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产教融合与已无关,这样的产教融合政策往往就会落空。因此,在产教融合推进中,激发教师的主体性是高校管理者第一位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只有在教师主体性激发之后,教师与企业员工之间的团队合作以及集体承认才有可能,最后产教融合成果才能接受市场检验,继而产生相应的社会效应。通过对各种产教融合成功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在产教融合过程中存在着四个基本逻辑。

(一)主体性逻辑

在谈论产教融合之前,我们必须明确一个基本观念是,产教融合的真正主体既非学校,也非企业,而是高校教师,即教师因素才是产教融合能否成功的核心要素。因此,在产教融合过程中,首先需要激发教师参与的积极性,需要总结教师与企业合作的成功经验,即从挖掘教师成功案例出发,总结出产教融合的激励机制,形成一种规范性制度。我们知道,一些从事应用研究的教师,他们与企业建立了密切的个别性的合作关系,已经形成了一种互利共赢关系,这种成功的合作关系构建经验是非常值得总结的。在其中,企业虽然占据优势的一方,但也必须充分尊重教师的意志,否则就无法进行长期合作。可以说,企业已经把握了合作规律,即:激发教师的主动性是第一位的。

可以说,如果没有教师率先做出成功合作的案例,那么再完美的产教融合推进方案也将只是一种构想。从哲学观点看,事物发展主要源于内动力,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当教师的内生动力激发后,产教融合改革的活力才能激发,进而才能激发更多的成员参与。然而,在目前产教融合推进过程中,许多高校的政策制定很少尊重教师的主体性,往往是采用统一规定和要求,不顾教师自身的发展需要,譬如不少高校要求教师统一去企业挂职或是获得企业锻炼的证明等,并没有考虑到教师的学科特点、个性特点、个人优势等主观性因素,结果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就难以被激发。一旦忽视了教师的主体性,就难以有效调动起教师个体的内在动力,产教融合就难以真正实现。

因此,产教融合首先需要发挥教师的主体性。主体性是指个体的自我认知、自我理解、自我塑造、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潜能,其表现为行动的自主性、选择性和创造性等。[7]产教融合中主体性逻辑是指如果教师在产教融合过程中表现出主动、自觉和能动的状态,那么产教融合政策就是有效的,否则就是无效的。教师的主体性发挥具体表现为内部动力激发、合作机会识别、人际交往深入和价值创造体验等方面。为此产教融合政策制定必须从尊重教师的主体性出发,否则政策就难以落地。

教师主体性首先体现为教师对自我价值的确认上。教师作为专业人员,具有非常强的独立自我意识,他们一般都有服务社会的主动意识,愿意去寻求与企业的合作。但由于每个教师的知识背景、学术能力、价值追求和人生阅历等千差万别,因此,他们不希望被强迫去完成指定的任务。为此,高校在出台产教融合的政策要求时不应“一刀切”,必须尊重和突出教师的个性差异。只有当教师在与企业合作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时,那么教师的内在动力便被调动起来,此时服务社会便成为了教师的一种主动行为。

其次,主体性集中体现在教师对合作机会的识别上。在教师具备服务社会的主动意愿后,他会长期深入一线,与企业、产业合作的过程中,了解一线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在了解企业生产过程中,能够快速识别问题关键所在并抓住核心问题,从而为企业解决其自身难以完成的技术攻关。这会成为教师学术创新的生长点,也实现了企业利益追求的目标。不难发现,教师将自己的创新成果与市场需求联系起来,为企业提供核心技术攻关等服务活动,具有明显的社会需求或市场需求导向。

再次,主体性表现在教师的合作与交流能力上。产教融合的联结点在于教师通过学术资本转化为生产力并带来明显的效益增值,这实际上是教师开展应用性科研的具体表现。一方面这是大学履行其知识应用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也是检验真假学术的重要标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与企业之间建立了信任关系和合作伙伴关系,这种信任关系是在经历了丰富的前期互动和共事经历后,企业与那些有动机也有能力的教师形成的相互信任关系。随着合作的深入,这种信任关系便朝着融合型关系发展。

最后,主体性表现在教师的价值创造体验上。当教师对技术难关攻克之后就会产生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成就体验,这种体验能够激励他进一步深度探索,强化与企业的合作,并且把这种成果开发应用到更广的领域,包括与学生们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在学术同行中发布自己的探索成果。在有了成功体验之后,教师与企业合作就能够从主动状态变成一种自觉状态,积极寻求机会与企业开展深度的长期的合作。

归根结底,在产教融合中,教师的主体性是第一位的。如果发挥不了教师的主体性,调动不了教师的积极性,那么各种政策措施都将是无效的。

(二)共生性逻辑

产教融合目标是实现学校和企业双方互利共赢,它遵循的内在机理即是共生性逻辑。“共生”这一概念原属于生物学范畴,现已被广泛借用到其他学科领域,并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8]共生的本质就是互依、互惠、协同、合作。[9]在共生关系中,通过发挥不同主体的特点和优势,促进不同主体资源或能力的相互配合、相互补充,以此实现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

首先,共生性逻辑揭示了产教双方只有通过合作才能使双方的利益达到最大化,合作所发挥的是一种优势互补效应,即利用产业界的优势(如资金充裕、设备先进等)弥补教育界的不足(如实践基地短缺、实践导师短缺等),同时运用教育界的优势(如智力优势、学科优势等)弥补产业界的不足(如科研开发能力不足、后备技术力量不足等),最终实现共同发展的目的,因此共生性逻辑揭示了产教融合的动力机制。对于产教融合中追求不同利益的理性共生单元——企业和高校双方有着各自的比较优势与劣势,在人才、技术等方面存在供需关系,在资源和能力上存在“势差”或互补性,因此具备“共生”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企业在技术需求驱动下寻求最佳的合作伙伴。对高校而言,其科学研究不应仅仅关注高水平论文的发表与引用,而是更应该注重通过深度开发科研成果的市场潜能并创造出社会经济价值,如此才能实现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更加深刻的影响。此时,敏锐地识别市场需求或技术需求的高校则成为其最佳选择,这实际上是要求高校应大力开展应用性研究,回应社会对技术革新的强烈需求。从根本上说,通过智力咨询和技术转化为社会服务是现代大学内在的任务目标之一,了解社会发展需求亦是实践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基本要求之一。[10]只有在高校能够有效地满足企业急迫的技术需求的前提下,高校与企业之间的技术转让、委托研究、共建实体等合作机会才能得以发生。

其次,共生性逻辑要求高校与企业之间必须要实现真正的协同发展,具体表现在双方必须具有利益的耦合和目标的交集上。产教融合本质上是一种创新知识生产、传播与转换的活动,它通过新知识的创造、共享、转移、增值,最终将新知识运用到企业的实际生产,实现经济增值与知识增值,这一过程实际是高校与企业间的知识创新协同过程。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技术创新、政府政策引导、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等共生环境的变化,社会对技术开发型人才和高级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将越来越大,而且市场对人才的适配性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往依靠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范式已经难以为继,[11]加强创新元素供给才是竞争力的关键,而创新的核心在于创新型人才。对企业来说,其对提高生产效率、创造更高利润的需求,客观上要求他们必须思考技术、市场结构或管理方面的创新。对高校而言,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现实需要,提高人才培养的适切性和针对性是其内在追求,对接企业创新需求亦是其服务社会的职能体现。

其三,共生性逻辑也要求高校和企业间实现资源和能力的互补。产教融合是企业和高校获取互补性资源、共享知识和技术的主要渠道,就其本质而言则是提供了一种新的知识创新渠道,是知识生产模式1向知识生产模式2转移的表现。[12]对企业来说,产教融合有助于提高其技术创新能力,因为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普遍偏弱。[13]可以说,企业与高校之间存在着对创新知识的共同需要,如果能够与高校进行有效合作,则可以增强其知识、技术和智力的实力。[14]企业可以为高校提供创新资金、市场信息资源、技术产业化设备及场地等,但必须克制其对近期利益和快速回报的追求,从而提升其自身创新能力。高校具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优势,高校教师对科研问题深入且长期研究恰好可以弥补企业在该方面的不足。因此,企业与高校间的资源与能力互补性为双方建立相互依赖关系奠定了基础,这种互补性越强,越能促进双方合作的意愿和行为。

(三)互认性逻辑

互认性强调的是教师行为如果得到教师群体的承认,就能够获得一种强化作用,从而可以加强群体内部的合作关系并深化对组织的认同。所以,如何使教师主动投身于产教合作,使合作行为从个体走向群体,从少数走向多数,形成为大学教师的一种普遍的行为范式,就是促进产教融合政策设计的关键点所在。

国内的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具有强烈职业认同的教师需要与具有相同职业认同和抱负的人进行协作,并需要学校提供相应的合作平台。[15]而受现行的学科制度和学院文化的影响,多数教师往往被画地为牢,思想也经常被固化,彼此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与交流,很难具有创新思想,也缺乏主动联系企业的勇气与动力。而单凭个别教师的努力即使再成功也很难形成一种促进产教融合的氛围。所以,若要企业形成对高校智力基础和科研优势的依赖关系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合作平台。一方面,合作平台能为教师群体间的思维碰撞与交流提供可能,为大学教师科研成果转化承担联络、协商与推广工作,而且合作平台的集体主义氛围往往会产生较高的组织认同,进而会促进个体更多的工作投入。[16]另一方面,合作平台的资源集聚效应会在教师群体中形成一种良性的群体参照意识和群体规范,从而可以不断的吸引新的教师加入,进而带来更多新的项目。随着合作平台内部力量的不断强大与成熟,合作平台的品牌效应就会慢慢形成。这样,教师之间的集体互认会使资源更加富集,与企业的合作也更加多样和精准。

(四)市场检验逻辑

在教师主体性发挥之后,教师就可以实现个体的发展意愿,也希望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为此就必须进行团队合作,形成一种集体力量。集体力量强弱最终需要得到市场的承认。按此脉络,产教融合的另一个逻辑是市场检验,即能够让企业和高校及时感受到过程和效果的积极变化,具体以市场成功为标志。如此,产教融合便能得到正向强化;反之,产教融合中的主体动力则会减弱,难以持续。产教融合意味着知识价值不再是独立的而是需要接受社会的检验。[17]而知识只有在满足社会特定主体需求的前提下,才会具有市场价值,科研成果只有转化为物质资本,才能真正为大学发展提供不竭动力。[18]在产教融合过程中,企业面临的创新需求一般都是其在具体的生产、管理、营销等过程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时才产生的,从而极具问题导向性和紧贴市场需求。

因此,对产教融合成果的检验应当以市场成功为依据,市场成功既可以表现在经济效益上,也可以表现在社会效益上。譬如宁波工程学院通过“无线分体直读表技术”中标了上海老户区改造的项目,直接新增产值1500万元;通过“多维同步双向绿波优化控制法”解决了城市交通系统的拥堵问题;破解国外垄断的重要脂溶性营养素的超微化技术,使得市场份额从零跃升到全球第一。[19]从这些成功案例中可以看出,科研成果转化产出了巨大效益,产教融合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增值,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果说以往对教师科研成果的评价以论文、著作、课题等数量为标准,那么,要大力推进产教融合则需要以学术成果的社会反响和其转化效果为依据。

三、结语

产教融合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教育领域与经济领域之间的高效互动与有机协同,其内在驱动机制离不开制度引领、组织保障、资源整合、文化培育等多方面因素。在这些可见因素的背后,是驱动产教融合的基本逻辑。如果忽视这些基本逻辑的存在,产教融合将空有虚壳,也就难以取得实质性推进。以上四方面逻辑,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主体得出的基本结论。当然,从教师主体性出发,需要对外部评价政策进行系统性、全局性的设计,因为教师主体性的发挥离不开外部政策所创设的良好条件。为此,高校采用多元的评价机制、配套的激励机制、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等都是促进教师参与产教融合的必要条件。

通过对产教融合内在逻辑的分析,不仅可以使人清晰地认识到学术的本质旨在解答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学术的创造性则来自对真问题的解答过程,[20]同时验证了大学可以在高深知识应用方面大有作为,而应用性研究应是大学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在创新驱动时代,大学不再是单纯的知识加工厂,而且扮演着时代创新发展引擎的角色。



破解之道

论地方高校产教融合障碍及其破解之道


作者简介:吕忠达,男,浙江宁波人,工学博士,宁波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段肖阳(通讯作者),女,河南清丰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学专业2018级博士研究生;王家荣,男,浙江宁波人,宁波工程学院教务处处长,教授。

摘  要:地方高校应走应用型高校发展路线,且以产教融为其发展的突破口。但地方高校在产教融合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矛盾需要解决,最为突出的是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制度性矛盾、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管理者与教师之间的内源性矛盾等。这些矛盾是高校在办学观念、运作逻辑和管理机制及评价机制方面存在障碍的反映。要破解这些障碍,应从重构地方高校战略定位、创新产教融合机制、提高高校产教融合能力三个方面同时发力。

关键词:地方高校;产教融合;体制机制;障碍;破解

2015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指出各地各高校要从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大局出发,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部分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并且指出产教融合是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突破口。[1]2017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将产教融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融入经济转型升级各环节,贯穿人才开发全过程,形成政府、企业、学校、行业社会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2]可见,地方高校总体上应该走应用型高校发展路线,并且要以产教融合作为发展的突破口。但地方高校在产教融合过程中还面临着一系列障碍急需攻克。


一、地方高校产教融合面临的突出矛盾

(一)高校与企业深度融合存在制度性矛盾

高校与企业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组织,要实现有效合作并非易事。只有清晰地把握相互的关切点才能在产教融合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否则就很容易使合作流于表面。目前,很多校企的合作主要停留在硬件资源共享这个显性层面,如高校与企业行业共建实验室、实训实习基地等。不少高校邀请企业行业办公大楼入驻校园或大学搬至产业园等,这种物理空间上的接近确实为深度合作创造了条件,但如果没有有效的机制牵引,合作也往往停留在表面。如在高校与企业共建实验室担心国有资产流失,企业担心投入难以得到应有回报,[3]所以合作迟迟难以推进。如果无法消除彼此间的顾虑,就难以共同研发、共同开展深度合作了。在人才培养方面,企业行业与高校之间也未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合作还停留在浅层次,如高校邀请企业行业管理者或技术人员为学生开设零星的讲座、提供有限的实习基地等,还没有参与人才培养计划和人才培养过程管理中。企业是以营利为导向的,如果他们看不到与高校合作的益处,那么参与学校办学过程的积极性就不足。而且校企合作主要局限于高校与企业负责人之间的私人关系,[3]合作深度非常有限。如此就急需从制度上激励并保障企业参与以多种形式参与人才培养过程。

(二)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

目前高校专业设置陈旧且趋同化现象严重,与我国产业升级、技术更新迭代迅猛的趋势严重不适应。地方高校在专业课程设计仍遵循传统的学科逻辑,不仅专业设置的趋同现象非常严重,而且培养过程中存在着重理论灌输轻实践应用的弊端,从而毕业生难以满足企业行业快速变化的多元需求,进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人才供需关系的结构性矛盾。[4]之所以如此,就在于高校内部主要是按照学科体系来划分院系,这种组织形态相对封闭,难以主动、充分适应产业生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不少高校开始建立产业学院,进行专业设置改革。但新型产业学院如何运作就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产业学院虽然集中了学校优势专业资源,但其功能定位更多立足于当前,缺乏跟随产业行业变化的战略性功能定位,[6]也难以起到带动战略性布局的引领作用。

(三)管理者积极与教师消极的内源性矛盾

过去我们经常认为产教合作“一头冷一头热”,似乎高校这一头普遍都热,其实不然,“热”主要集中在管理者,而非教师,是一种“领导偏热,老师偏冷”状况。原因在于高校管理者认识到产教融合是地方高校改革的出路,而一线教师并不这么认为,因为教师评价方式仍然是以论文和纵向课题为主,一旦开展产教融合就影响了论文产出和纵向课题获得机会,从而会对其职称晋升、专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当然,教师也深切地感到自身能力不足,难以把握市场的技术需求或难以进行技术攻关。加上不少高校教师存在较为严重的封闭心理,不乐意走向田野,从而在思想上和行为上都显得比较保守。虽然一些高校要求教师必须到企业行业挂职锻炼,但由于他们缺乏内驱力,多是敷衍了事,这就严重影响到合作质量。我们知道,教师评价对教师发展有着指挥棒和风向标的作用,其本质功能是通过实施有效的评价,促进教师发展,实现教师在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等方面能力的改进与提升。当前的职称评审制度、绩效考核制度、人事制度等评价机制不仅没有激励教师投入产教融合,反而阻碍了教师参与的积极性,限制了教师的发展空间。[5]
二、地方高校产教融合的多重障碍

地方高校在产教融合过程中涉及到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利益主体,如何清晰定位是有效合作的关键。现实中各利益主体都存在着定位不清问题,如政府存在着权力边界模糊与角色定位不清,存在“放任”和“越权”两种极端。[6]高校在办学观念、运作逻辑、评价体制、管理体制方面存在诸多的障碍。

(一)办学观念障碍:封闭式办学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高校几乎都是由政府一手包办,高校缺乏应有的决策权力,基本上都是依据上级指令行事,从而形成“等、靠、要”普遍心态。改革开放之后,政府不断给高校下放自主权,但高校长期以来形成的依赖习惯很难改变,仍然遵循行政主导的运作逻辑。受这种封闭型的办学观念的影响,我国很多地方高校仍然缺乏面向社会办学的积极性。[7]在普通本科高校中有一半左右是新建本科高校,它们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诞生的,它们本应有独特的定位与使命,但却想复制、模仿清华和北大的发展目标与路径。[8]它们办学观念封闭保守,对外界需求并不敏感,难以把握产业界的创新需求。在科研方面,它们缺乏市场意识和问题导向。在学科建设方面,不同学科间难以形成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难以面向产业发展规划重点学科和新兴学科。在人才培养方面,由于不了解产业发展需求,从而与企业合作难以深入,难以为产业发展提供相应的人才。

(二)运作逻辑障碍:过分行政化

行政化”,是指以官僚科层制为基本特征的行政管理在大学管理中被泛化或滥用,即把大学当作行政机构来管理,把学术事务当作行政事务来管理。[9]高校行政化分为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两个方面,外部行政化强化了高校的封闭性办学观念,也直接促成了高校内部的行政化运作逻辑。近些年学界也一直在呼吁“去行政化”,但实际上地方高校在转型发展中,高校的行政化治理结构和运行逻辑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在高校内部,决策主体是行政管理人员,教师是被管理者。产教融合也多是通过行政力量进行推动,导致教师认为这是学校管理者的事情而非教师的事情。行政化管理强调权力的自上而下,管理者仅仅是管理工具,而不是主动的服务者。管理者尤其是基层管理人员害怕承担责任,遇事不能灵活处理甚至推诿扯皮。企业不愿与公办院校合作的一个关键原因即高校需要层层汇报,导致效率过低严重影响企业的市场变革需求速度。

(三)管理机制障碍:监督式管理

行政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利用现有的有限资源,充分调动全体人员的积极性,提高管理的效率。当前地方高校普遍采用的是监督式管理,这种管理不适用于高校教师,因为他们具有独立人格,强调自我管理与引导。他们从事的教学科研工作具有较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需要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和弹性的工作时间。当管理者不信任教师时,教师就成为被监督、被管理的对象,就会严重打击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创造性和自主性也受到了严重损害。高校推进产教融合的过程,也是其从封闭组织逐渐转变为开放组织的过程。开放性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组织应对环境变化和需求的能力,这种能力最终表现为教师能够及时调整教学和科研计划,能够自行建立自治单元,相对自主地完成必要的任务。如此就需要有一种适宜的管理氛围。但监督式管理不可能为教师应对环境变化提供有力的支持,它反而会挫伤教师变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评价机制障碍:科研导向评价

目前高校评估制度过于整齐划一,过分注重“标准”的评估制度,且过于强调学术研究型发展定位。[10]虽然有些省份开始尝试分类评价,但因为担心学校层次降格和经费减少,从而也让高校领导陷入左右为难状态中。地方高校普遍有升格冲动,纵向项目经费往往是重要指标,如果为地方服务则反而成为“绊脚石”!当前教育评价制度非常重视论文成果,从而应用型高校也不得不重视论文发表,导致地方高校在人才引进时提供给企业师资的报酬非常低,甚至远不如新进博士,[11]如此就阻碍了产教融合真正所需的“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建设。

三、地方高校产教融合的突破路径

地方高校产教融合推进应该是一个长期发展战略,需要在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办学模式等进行全面的强化。

(一)重构地方高校战略定位,引领转型发展

以产教融合为突破口的应用型高校建设,符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新常态的战略要求,实现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满足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内生需求。地方高校的出路是凸显应用性,而产教融合正是一条康庄大道。推进地方高校的产教融合,其实质是要求大学从封闭办学走向开放办学。地方高校只有勇于打破传统封闭的办学观念,提升发展视野,坚持开放办学,才能破解发展瓶颈。当然,地方高校的开放也是有限度的,不是社会上某些行业热门就去开设相应专业,一窝蜂地盲目追赶市场与盲目模仿学术型院校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大学缺乏定位与特色的表现。从横向看,合理定位要依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高校自身的实际情况,细化目标定位、类型定位、学科定位、科研服务定位、人才规格定位等多方面,不是笼统的定位为高水平应用型大学。从纵向看,在当前权力下放的治理变革大趋势下,越来越强调“学院办大学”,所以高校定位不仅应有学校整体的定位谋划,也应有局部的定位即二级学院的定位,如此才能激发二级学院作为办学主体的积极性,才能真正结合二级学院特点办出特色,从而为实现学校的整体目标服务。

(二)创新产教融合体制机制,激发内在活力

现有的体制机制不健全,难以支撑产教融合行动,阻碍了产教融合的深入推进。办学观念、办学定位和战略规划为地方高校推进产教融合的宏观站位和行动方向,体制机制改革则是支撑产教融合行动的中微观策略。高校的体制机制改革不能简单模仿其他高校,而应该开放思想大胆创新,真正创新出适合高校自身的机制体制。体制改革涉及是高校改革的中观层面,其关键是管理体制和组织架构的改革。管理体制改革应该打破科层化的垂直管理模式,加强基层组织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激发发挥基层组织的活力,简化流程提高管理效率。大学实行以学科为基础的学院(系、所)的独立设置,因为大学中各个学院(系、所)相对独立、封闭,难以共享资源并形成跨学科合作。但产教融合需要多部门的协作和多学科的交叉融合。部分地方高校探索了以专业群为主体重组二级学院,建设跨学科的研发中心、成果转化中心等平台,其目的也是打破固有的学术组织架构,扭转传统的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建设更为灵活的以知识应用为导向的生产模式。机制变革涉及产教融合的方方面面,如学术评价机制、评聘晋升机制、专业建设机制、协同育人机制、校企合作机制等。如果仅有管理者作为制定主体,制定过程是封闭的,制定目标是为了简单的管理之便,机制内容就不可能符合多方利益诉求,更不可能很好地被执行落实。机制的制定应该是政府、产业行业、管理者、教师、学生等各方利益相关者不断磋商,最终达成共同治理契约的决策活动,从而保障各项科学机制的有效运作。

(三)提高高校产教融合能力,推进实质融合

当前产教融合中高校与企业的地位并不对等,高校相对处于弱势,究其原因是高校应用科研能力不足所致。所以,高校要提升自身地位就必须办学观念、办学定位、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战略变革,真正把应用型科研作为发展重点。只有把应用型科研作为发展重点,才能真正带动高校发展转型,才能在产教融合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应用型科研也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根本支撑。因为应用型人才培养不仅要教给学生具体知识,更是要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要求培养过程不能仅以掌握知识为目的,而应是以问题为导向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此就需要改革人才培养体系,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提升人才培养规格。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是高校实践产教融合发展战略的主力军,它对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在教学能力、专业建设能力、课程开发能力、应用科研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方面获得质的提升。教师能力的提升不仅靠个体努力,更主要靠学校提供渠道、制度保障、资源支持等,从而引导并促进教师的知识能力结构转型。为此,地方高校需要搭建教师与企业对接的平台,并且着力建设一支面向产业的科研攻关团队,瞄准企业行业中的重点技术需求,与企业行业形成紧密的伙伴关系。

经验之谈


论高校促进产教融合的难点、重点与突破点


作者简介:王洪才,男,河北邯郸人,教育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摘  要:产教融合是我国社会经济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更是应用类高校实现发展转型和提升办学实力的必由之路。可以说,产教融合是提升高校创新能力的根本举措。目前我国高校在实现产教融合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难题在于有效合作机制难以建立,而利益共同体构建则是产教融合机制建设的重点所在,但产教融合真正效益发挥在于调动教师参与的积极性,而改革高校教师评价机制则是解决产教融合问题的突破点。

关键词:高校;产教融合;意涵;难点;重点;突破点

走产教融合之路是我国建设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根本举措,[1]也是地方高校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2]同时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提升办学质量和办学实力的重要举措,[3]因此,产教融合不仅针对应用类高校,也面向所有高校,不仅包括各类高校,也包括了城市建设规划和行业发展设计。[4]当然,应用型高校,特别是职业类高校必须率先获得突破,因为产教融合已经成为影响其办学质量和市场竞争力的关键环节。为此,就必须充分认识产教融合的实践意义,洞悉产教融合的重点与难点及关键点所在,从而找准突破点,进而在产教融合方面有重大作为。

一、产教融合是提升高校创新能力的根本举措

我国产教合作政策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过程。[5]目前促进产教融合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政策,[6]而且已经成为了一种国家战略,[7]因而,促进产教融合也是我国高教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8]那么,产教融合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意义是什么呢?

从根本上说,我国高校实施产教融合战略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高校创新能力不足问题。我们知道,我国高校办学长期以来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封闭性办学问题,这种状况形成与垂直式管理体制具有直接的关系。这种封闭性办学集中体现在高校对政府办学资源的依赖上,其结果造成了高校教学与科研都具有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倾向,即大量教师主要停留在书本上做研究、做教学,社会服务活动往往都非常脱离实际,无法使所探究和传授的知识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用。[9]虽然书本知识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其实践价值却不突出。学生在学习之后会出现“高分低能”状况,进入社会之后不得不重新学习。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无论课堂教学还是做学术研究都不是基于现实问题,从而知识缺乏实践检验,也无法让学生体会到知识的真切价值,这也是目前大学课堂学生抬头率非常低的根本原因所在。

我们认为,无论什么样的理论,如果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就不是真正有效的理论。如果大学办学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就难以接触到产业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真正问题,就难以为产业界提供有效的方法和答案,那么高校的社会价值就会降低。而脱离实际的真正后果在于:高校教师的研究内容是空洞的,无法为教学注入生动的新鲜的现实的素材,也就不可能培养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

可以设想,如果缺乏教师的引导,单纯依靠学生自己在实践中摸索,成效是非常低的,而且前提必须是学生具有主动性去与实际结合,如果学生缺乏这种主动性的话,这种应用实践能力就无从培养。在现实中,许多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不强,缺乏主动接触现实的意识,甚至还有意识地躲避现实,非常喜欢沉浸在网络的虚幻世界中。而课程与教学是督促学生走进现实世界的有力媒介,因为学生必须获得足够的课程学分才能毕业。如果在课程内容中缺乏实践实际内容,疏于对学生进行相关的引导,仅靠学生自觉显然效果就不理想。同样,如果高校的教学管理与科研管理缺乏对教师教学内容与科研主题的要求,那么教师的关注点也不会主动联系实际,他们也会沉浸在书本之中,只会进行一些学理性的推演。这样的推演对于学生而言是缺乏吸引力的,因为它是空洞的、枯燥乏味的,这也是目前大量无效课堂生成的根源。由此可知,加强高校与产业界的联系,不仅有助于提升高校教学的有效性,更有助于提升高校科研的社会价值,从而有助于提升高校的社会地位。[10]

不难发现,高校创新的根本动力在教师,如果教师缺乏创新活力,则整个学校的创新活力就不足,因为教师才是学校发展的真正主体。而激发教师创新活力的关键是在管理制度,而根源在高校领导者的办学意识,办学格局,办学视野,只有高校领导人主动把办学规划纳入地方社会经济建设的一环,积极尝试解决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才能引导高校主动与产业界合作,才能吸引教师们关注实践实际问题,进而成为教学素材和科研主题,并且带动学生一起来思考这些实际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方案,如此才能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所以,管理制度创新依赖于高校领导人的观念创新;而教师创新激发则依赖于管理制度创新;而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则依赖于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教学能力的创新。这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联动效应。

二、产教融合目的在于构建利益共同体

众所周知,产教融合的“产”,代表的是产业界,是包括各个产业在内的,无论是第一产业还是第二产业或是第三产业乃至第四产业,都属于产业范畴,所以,产业是一个大概念,不是仅代表企业界。因为人才培养不仅仅面向企业界,也包括事业单位和各类公益组织等,虽然企业的数量最多,对人才需求和科技成果也最为迫切。产教融合的“教”,当然是指教育,是指教育行业,不是仅指某类高校或某类人员,不是一个具体称谓。在教育行业中首先是应用类高校,[11]特别是指职业类的高校,[12]因为他们直接面向就业市场需求。其他类型高校,既面向就业市场,也有升学需求。[13]如研究型大学的本科教育任务是多重的,就业需求满足只占其中一部分,甚至都不是主要的部分。而对于应用类高校而言,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专科教育,其主要任务就是面向市场就业。

产业界与教育界融合显然并非合二为一。否则就不存在真正的教育了。[14]不得不说,尽管教育非常重要,但与产业部门相比,仍然是处于弱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经常说在产学合作过程中,“学”的一方经常处于弱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产”的一方掌握物质资源,掌握经济上的主动权,而“学”的一方虽然具有智力方面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往往是非显性的,从而也是无法量化的,往往只能在合作过程中逐步展现出来,无法预先充分表现出来,从而在最初的交往过程中无法充分发挥出来。因而高校的优势只能是靠自身积攒下来的声誉,也即通过声望或品牌效应显现出来。但具有这样明显优势的高校往往是极少数,从而绝大多数高校在于企业合作过程中往往不占优势。

这意味着,在高校与企业合作过程中,不能以营利为目的,应该以公益为目的即以社会服务为导向,只有在做出成绩或贡献之后,让企业主动依靠自己,这样自己才具有真正优势。甚至可以说,高校始终都不应以营利为目的,始终都要抱着一个服务的心态,合作目的就是为教师创造科研机会,为学生创造实践实习机会,为学校找到服务对象,从而提高学校对社会的服务能力。如此,就容易与企业进行合作了。如果高校一开始就以营利的心态进行,而企业投入的资金成本和场地乃至人力成本非常高,高校仅仅投入一定的智力成本,而智力成本本身具有不确定性,那样的话合作风险主要由企业方承担,如此就使企业处于弱势的地位,自然企业就不乐意合作了。[15]

因此,所谓产教融合,并非要合并两个不同实体,而是为了促进双方实质性合作,实现深度合作的目的,[16]也即需要建立一种利益的共同体。[17]但由于高校与企业的价值导向不同,从而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利益共同,只能是有限的利益共同。即使高校宣称与企业进行全方位合作,也只能是一种有限的合作,毕竟高校无法覆盖企业的全部的业务,企业也无法照顾高校的所有学科专业,当然也不可能接纳学校的所有教师与学生。

三、高校产教融合的难点与重点所在

既然产教融合是指高校与企业之间深度合作,必然是在双方之间达成相互理解前提下的合作,而且是一种战略性合作。不然的话,如果只是为了短期效应而进行合作,那么双方都会出现急功近利心态,那样的合作最终就会不欢而散。[18]“相互理解”,指的是在责任分摊时各尽所能,而非机械平均,否则就会出现斤斤计较的情况,那样的合作就可能出现摩擦不断,也不可能长期合作下去。[19]一般而言,当合作双方的实力比较相当,都具有长远眼光,都为对方利益考虑,这样才能达成相互理解。否则,合作就不可能顺利。正因为这样,“合作”首先双方领导人之间的合作,只有领导人才能站得高看得远,不会斤斤计较。当然,合作需要建立有效的机制,需要进行制度约束,不能只凭领导人的口头意向。所以,合作必须纳入法律保护范围内,如此才能建立一种稳定的合作机制,避免领导人更替造成了不必要的波折。真正合作,必须是真诚的,是讲究信誉的,是需要主动承担责任的,不能恶意逃避责任。因为一旦开始合作,双方都要进行投入,有的投入是非常巨大的,一旦合作不能正常进行,就会造成无法估量的重大损失。如果是主观故意造成的,则必须承担责任。如果不是主观故意造成的,则必须取得对方谅解,而且要主动承担自己该担负的责任,这样才能赢得信誉。只有在诚实守信的状态下,合作双方才能开展长期合作。一旦任何一方违背契约精神,都可能造成合作的终止,轻则毁掉信誉,重则诉诸法律,那样就会出现两败俱伤的情况。

目前校企合作的最大难题在于双方理念不同,合作的起点不同。[20]学校一方往往比较注重社会效益,难以照顾对方经济利益诉求。企业一方往往对学校提出苛求,使学校无法承担,甚至被企业绑架,这样造成高校不堪重负。所以,双方合作的难点是如何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当然,合适的合作伙伴指在组织理念上是相互认同的,从而在处事风格上也比较一致,这样就容易长期合作。往往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需要克服的第一个难关。[21]当下,无论高校还是企业都比较注重宣传,但宣传的信息往往是经过包装的,不能反映真实情况。相对而言,高校提供的信息比较真实,因为高校所提供的专业信息与科研信息一般都是比较真实的。但高校所提供的专业信息和科研信息都比较简单,而且更新速度不快,特别是针对性不强,比较缺乏用户意识,从而企业很难从中分辨出自己所需要的信息。这样就为高校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设置了障碍。相对而言,企业在寻找合作伙伴过程中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因为他们更清楚自己需求什么。

当然,如果高校有比较理想的合作对象,那样就可以主动做一些功课,满足对方发展需求,这样在合作过程中才容易占据主动地位。这也说明,高校首先必须具有服务意识,能够提供被市场所认可的产品,赢得企业的关注,这样的话企业才会主动上门寻求合作,此时也就容易避免被动尴尬局面的出现。可以设想,当高校具有人才方面的优势、科研成果方面的优势,而且不以营利为目的,那么必然会在合作过程中占尽了优势,此时就不愁合作成功。

这也进一步说明,高校促进合作的重点应该是把自己的优势做大做强上,[22]而不是滥铺摊子,或从招生规模上获取效益。这种经营策略是民办高校常用的方式,因为民办高校要生存,必须取得一定效益才能维持正常运转,这种威胁对于公办高校而言普遍都不存在。如果高校办学非常注重市场需求,就可能按照市场需要来调整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安排,就能够培养出市场需求的人才,就能够逐渐获得专业竞争方面的优势。在这一方面,民办高校非常重视,这也是他们吸引生源的根本策略。但民办高校一般不太重视科研,因为科研的投入比较大,而且风险比较大,所以经常被忽视。但他们如果想成为真正有声誉的大学,没有科研实力是不可想象的。进行真正科研,就必须与企业合作,不与企业合作,就不知道真正的科研面向。只有针对企业的需求进行研究,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才能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依靠,才能建立真正合作的基础。所以,高校办学实力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非由排名来决定。故而,对于应用型高校而言,政府应当放弃对他们的排名要求,应当充分交给市场来选择,让他们在市场上锻炼自己,由市场进行排名。

四、促进高校产教融合的突破点

毫无疑问,促进高校走产教融合模式发展道路的突破点仍然是评估机制改革,必须真的把应用型科研作为评价高校实力的主要方面,唯有如此才能端正高校的办学态度,否则高校会仍然按照排名转。我们知道,绝大多数高校不适于从事理论研究或基础科研,如果不从事基础科研或理论研究,就很难发表学术论文,[23]而按照排行榜的逻辑,他们必然要多从事这些研究才行,[24]而这与他们的办学定位不相符。[25]从他们的办学能力和实力出发,从事应用类科研更能够发挥他们的长处。如果一切按照大学排名转,就是一种舍近求远、扬短避长的不明智之举。应用型高校只有通过从事应用型科研才能真正提升自己的办学水平和实力。如前所言,从事应用型科研不仅可以解决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从而获得企业回馈,而且能够为教师提高教学水平提供支撑,因为只有充实的教学内容才能真正吸引学生,才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真正才能,而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提升会促进办学声誉的提升,就会吸引更多的企业进行合作,如此就能够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为此,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由大学排名所造成的高校同质化弊端,[26]使高校办学真正朝向适合自己的方向努力,办出真正具有应用型特色的高校。研究型大学也是如此,因为适合于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毕竟是少数,而且大学也必须要为学生高质量就业服务,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是提高学生就业质量的根本出路,[27]所以,必须鼓励大批教师从事应用型科研,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避免大家走上恶性竞争的老路。[28]

由此可见,地方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的道路还很长,他们首先需要端正办学态度,不能一开始就把追求办学升格为目的,也不能一心盯着排行榜转。教育主管部门也要尽快地取消大学排名的做法,鼓励大学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方向转变,真正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29]正本才能清源。高校只有克服功利主义心态,才能真正服务社会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一所高校是否成为一流大学,从根本上是看他的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而非看大学排名的地位。一句话,一流大学是通过社会贡献获得尊重的,而非依靠排行榜排出来的。


以上资料来源:高等教育评论,2021第一期


本期编辑:高强  电话0538-6715730


   

Copyright © 2008-2016 泰山学院发展规划处
学校地址:泰安市东岳大街525号 邮编:271000